摘要：再说说本期比较集中的两个关注点，第一是林昭遇难37周年的纪念。与此相关的文章有7篇，方方女士的《林昭的光芒》和陈伟斯的《林昭之死》是较早的报道和评论；世存的诗、周晶波先生的新年表、楚望台和长风的评论包括余杰的专栏都是新近的作品。世存和长风都是专门为《大风》写的。第二是上访问题。与此相关的文章有9篇之多，其中有3篇是许志永的专栏文章，5篇是纪录片《东庄》的影评，另外一篇是郭玉闪写的一个小故事。许志永在上访村与访民们同吃同住，也和他们一样挨骂挨揍，他的上访村手记系列有10万多字，会在《大风》上做一个连载。《东庄》这个片子是政法大学大二的学生楚望台和他的同学自己拍摄制作的，看过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我们特地辑发了5篇评论，一是向他们表示敬意，二是希望引起朋友们足够的注意，三是希望关于这个问题本身能够有更加深入的讨论。下一期我们会继续刊发与此相关的文章。　查看全文

居留的痛苦故事

王二

前两次给大家讲了我在罗马看见的东欧——那是挺美好的一种感觉，说实话。现在轮到意大利自己了，这就有些不那么美好。

该死的居留制度给我造成的麻烦和痛苦是一言难尽的，甚至记录这件事情都有些困难——这意味着重复一遍令人烦恼的记忆，但对于糟糕制度的亲身体验，又无疑是人的经历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所以，我还是详细地展开。

居留制度是欧洲大陆国家界定移民身份的制度。它和美国相应的制度有很大不同。在美国，移民在签证有效期内均可以合法居留，享受在美国的若干权利。但如果你不是走运的拿到了多次出入的签证的话，每次出美国再回去都要重新签证。在欧洲，进入欧洲国家首先需要签证。进入之后，按规定去有关部门报到，办理一种叫做“居留”的东西。有些类似于我国的暂住证。拿到居留之后，在有效期（一般是一年，呆够一定时间后可以办理五年的长期居留）内，享有本国居民除了投票权外的大部分权利。出国再回来凭居留也不用重新签证，到第三国旅游办理签证基本按照所在国居民享受条件处理。

这听起来很不错，是不是？如果居留能够比较快的拿到的话。但意大利的居留制度简直是灾难。

在北京意大利大使馆，经过一番令人头疼的麻烦（见本人另文，签证记），我只获得了三个月的短期签证，因为当时我必须在罗马参加最后一次面试才能得到奖学金，签证官告诉我，到了意大利，需要去警察局办理居留。当时以为是一种登记的程序。

转眼到了罗马，拿到了奖学金。那天晚上兴奋的和师兄聊天，谈起我在北京办理签证的可怕经历。他深表同情之余对我提醒：麻烦还没有结束。还有居留呢。这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我没放在心上，等待时间长点算什么？北京办签证我都熬过来了，现在已经在罗马了，还害怕啥？我得知，居留在警察局办，需要把若干材料，护照签证复印件，入学证明，奖学金证明等等拿去。

第二天在楼下买了份中文报纸，看到第一版充满了这样的内容，我开始有些不妙的感觉：

米兰移民28号进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加快居留办理速度

部分移民开始绝食抗议

弗流里大区部分议员要求改革居留办理程序

……

全部都是关于居留的。仔细看了看，知道只有一年有效期的居留，平均等待时间居然达到了8个月，有些人的等待时间居然超过了一年！

分特，没想到需要等这么长。不管他，等着呗。

但首先需要找房子，这是另一个难题，移民租房除了面临本地人的不信任感外，还有另一层和居留相关的制度困难。办理居留，首先需要有合法住房，这要求你的房东和你一起到警察局办理一个叫做“cessione fabbricato”的文件。可惜意大利这国家合法的东西是不多的，房主租房一般是逃税，那么让他们去警察局办这文件看起来就好像是去自首，他们不愿惹这麻烦。

幸运的是，Bogdan住的那套居室里有一间屋子空着——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原来住在这里的意大利小伙子因为贩毒被警察抓走了。而且房东也答应帮助去办理cessione fabbricato。那么终于有一个合法交税的房东？非也，他们也不交税。但他们知道一点问题也没有。管办这文件的警察才不会没事儿找事儿的问交没交税呢！如果能这么勤快就不是意大利了！

于是周末和房东、Bogdan一起去警察局。我办理签证也只能在这个警察局——意大利有关法律规定，办理居留只能在你住所所在辖区的警局。这自然又是一个毫无意义，纯粹给人增加痛苦和麻烦的规定。

到了警察局，吓了一跳，小小的警察局外面挤满了办理居留的世界各国肤色深浅不一的劳动人民，大约有七八十人。并没有任何队形，一位警察在巡视，阻止这些人进入警察局。办理得相当慢，排队的人中就没见有新进去办的。办理时间只有上午八点半到十二点。怎么应付得了这么多的移民呢？警察局很小，里面不象有很多警察在工作的样子。走运的是，我的住房文件倒是“迅速”的办下来了——意大利标准的“迅速”。仍然前后磨蹭了接近两个小时。但看了这种场面，我心里堵了一大块东西。尤其糟糕的是，这里的警察似乎都不会说英语。我问Bogdan，能否和我一起到这里来办居留，帮我翻译一下。他面带惊恐的跳了起来，说绝对不来了。仔细问了才知道。他为了办居留，去年已经来过这里5次，那时候秩序比现在看起来还好一点，大家能在警察局里面排队，每次警察都发给他一个预约，到他按照预约来的那天，又由于有太多的预约或者其他的种种麻烦无法办理到他，就给他一个新的预约，所以几次都没有办成。最后他无法忍受，放弃了在这里办理居留。就靠自己的一年签证在这里呆着。有了这么糟糕的经历，自然一看见警察局的这场面就反胃得要命，更别提再来了。于是，我只好独自一人开始办理居留的悲惨经历。

最初，听说可以先在警察局拿到一个预约，然后按照预约所指的日期去办理。我还以为这是什么意大利居留制度的一部分，其实根本就是各个警察局的土办法，这个预约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警察也可以随便的不去遵守。但我想，拿到预约总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吧。于是头一天也没有去太早——那时对意大利抱有幻想，以为早起排队只是在中国才会有的事情，况且只是要拿一个预约。那时意大利语也十分弱智，费了半天劲，才组织起来一句半通不通的意大利语：Ci vado per ottenere un appuntamento（ 我来这里拿一个预约）。

上午10点多，到达了警察局。仍然是无数的移民在烈日下排队，大伙都晒得有些发蔫，人人脸上带着绝望的表情。门口仍然是那个警察在守卫，显得很不耐烦。我上去尽量清晰地说出那句准备了半天的意大利语，生怕他听不明白。但这种担心显然多余，这里的警察恐怕早就听过一万遍各国移民所重复的类似的话。他用意大利语叽里呱啦地说了一大通，没有一个我能辨认的词，最后他用手一指，说出最后一个词，这我到居然听懂了：fuori！外面去！我垂头丧气的在队伍里转着，几个罗马尼亚工人不知为了什么事情在一阵阵起哄。当我想向门口凑的时候，他们揪住我，拉出来，叽里呱啦说了一通，意思可能是让我在后面等着，先来后到。我又重复了一遍我准备的那句话，强调我只是来这里拿一个预约。那个罗马尼亚哥们竟然大笑起来，说：Appuntamento(预约)??!@#$@#!@!$@RFWS@##$@!!!后面那堆不明白，但似乎是对“预约”的否定。于是我问他“No Appuntamento?”没有预约么？“！·#··appuntamento#￥%%#··……per niente!”他回答， 现在知道是“根本没有”！当时不明白，但也知道不是什么乐观的回答。

这时候在队伍里发现了一个中国人——看上去应该是，我也不敢肯定。他也在看我，居然问了我一句“Can you speak English?”，我立刻询问是否是中国人。果然。哎，感觉好亲切啊，难兄难弟。我们攀谈起来，这位大哥姓梁，居然也是同样今年刚来罗马大学二分校的，在工程院读工管方面的博士学位。之前是哈工大的讲师。同样是什么意大利语也不懂就来这里办理居留的。他介绍说，自己很早就来排队，在前10名，在这里也碰见了别的中国人，关于预约的事情，有人说有，有人说根本没有，就是硬排。我来之前，警察吆喝过一次，让某种情况的人进去，他也跟着进去了，但又被不明所以的赶出来。后来就被撵到后面去了。可以明确知道的是里面的警察肯定不会说英语，只能用意大利语。

这不是开玩笑么？为移民办理居留的警察局里面连会英语的人都没有！这他妈的是一个什么国家！我破口大骂。不过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此地的移民个个都说流利的意大利语了。说不好意大利语的早就死光了。不折不扣的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早就听说在国外生活很难，现在知道当时读到的都是美国的情况，而不是意大利，那种描述比起这警察局前可怕的景象来说，真是不折不扣的小儿科！而办居留岂止是你等待的时间长，连交材料都根本交不上去！我心中开始出现变成非法移民的可怕景象——如今我签证过期，居留没下来，早已成为非法移民，却一点都不害怕，非但不害怕，暑假还计划非法进入德国比利时旅游，呵呵。没有办法，只好不惜一切代价，把居留办下来。看来唯一的办法是早起去排队。

时间定在星期一，早晨7点出发——我以为这很早了。坐城铁去警察局。打了票之后就感觉奇怪，按说我的票应该是75分钟内有效的，但按照打票机印上的时间，只剩15分钟了。下了车，大街上几乎一个人都没有，所有的店铺一律关门，可能真的活见鬼了——头一天是鬼节holloween。到了警察局，外面一个人都没有，大门紧闭。我张望半天，一个警察打开门，我重复了一遍“我来这里拿预约”，他指了指“外国人办公室”，里面空空如也，我问是否今天没人，他摊开双手表示遗憾的肯定。我垂头丧气的走出来，白跑一趟。不过为什么这么多怪事！给在汉诺威的一位老朋友发短信抱怨，说已经星期一早晨8点了，罗马街上仍然看不见一个人，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看来意大利人是够懒的。他会短信告诉我，今天是欧洲冬令时开始的第一天。我说我的票怎么一下子少了一小时有效期！原来这种在中国废止好久，只存在于儿时记忆中的制度这里还在实行。就算是冬令时，为什么警察局不上班呢？回去再问问才知道，holloween过后就是天主教一个挺重要的节日，全国放假。意大利这种假特别多，除了圣诞，复活这种我们也听说过的大节日要放，还有不少闻所未闻的宗教节日，例如什么圣母升天日等等。而且这里放假和国内放假完全两码事，国内放假大伙都跑去采购，商店之类的是最挤的时候。可意大利一放假，所有的商店也全部关门——商店员工也要放假嘛！一开始这让我这个习惯周末采购，习惯商店从不放假的中国人很不习惯。有时到周末发现生活必需品用完了又没处去买，很是狼狈。不过好在公共交通还运行。

重新回到居留的事情。好，白跑一趟。只好第二天再去，起了个大早，7点不到就骑车赶过去，前面有10个左右的罗马尼亚人。百无聊赖的等着，考虑今天会是什么命运，到了8点，来了几个警察，一个女警察向大家说了些什么，听了半天，意思好像是不办了。脑袋嗡嗡直响。我不甘心，结结巴巴的问旁边的一个大娘是怎么回事。那个大娘很客气，告诉我上午不办了，下午两点半开始办。另一位大叔告诉我，一点钟就要来排队。

又白来一趟，我晕头转向的骑车回去，路上特别深切的感觉是，终于明白到底什么叫“挣扎”了。陷落在这一片无边无际的陌生城市里，我这个以前似乎很能叱咤风云的人物变得屁都不是，变得极端弱小，毫无保护自己的能力，完全不能预知伤害会来自哪个方向，似乎发生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任何倒霉的事情，走运的事情绝无可能发生。

回来随便吃了两口东西，根本没敢休息，马上骑车回去，大概11点半重新到了警察局。前面已经排了几个人等待下午的办理。我的位置倒是很理想。紧贴在门口。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人越聚越多，最后终于在警察局前面拥成了一个大团，恐怕有近百人。炎炎烈日更衬出大伙的一脸苦相，我意识到自己的脸肯定也同样的苦。

来了一个孕妇，警察让她进去等，自然也可以先办，孕妇是优先的。很快又来了一个带小孩的黑人夫妇，同样优先，也进去了。可是带小孩的越来越多了。天知道他们领来的那个小孩是不是自己的！反正这样他们先进去了！有的小孩看着应该走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仍然父母抱着进去——要是孩子能自己走路的话警察就可能不让他们进了。这样虽然我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仍然得等待这些人先办。

时间到了，人群骚动起来，进行最后的抢位，队伍变得更加拥挤，我被压到墙上，警察开始维持秩序，我看了看这一百多人，感觉有些奇怪，真不知道后面五十个还在这里排着有什么意义。好在我基本保持了我原先的优势位置。

很费了一些时间，里面优先的那些同志们才逐一出来，但大部分似乎也没有办，只不过拿到一张纸。看意思上面写着些办居留要带的东西。无论如何，警察开始两三个两三个的放入在外面的这伙人。

终于轮到我了，我和另外几个罗马尼亚人来到外国人办公室前，里面的警察隔着办公室向我问话，基本不明白，但可能是要求我说明情况。于是我开始结结巴巴的复述那些我准备了好一阵的话，表明自己是罗马大学的博士，来这里办理学生居留。说明自己基本不会意大利语。里面的警察问了我一句什么，我一下子懵了。“He asks you what you are studying”。后面突然传来一句英语。原来身后那位女士居然懂英语！这太罕见了，真的发生了一件走运的事情！我说学数学。那位警察听了大笑起来，和后面的同事说了点什么，又和我说了句什么，赶紧请后面的女士翻译，她也笑了起来，告诉我警察说你来这里学数学真是找错了地方……分特。无论如何，在这位女士的帮助下，我好歹能和这警察大叔交流了。他同样拿出一张纸，上面印着一些办居留要求的文件。他在其中几项上打了勾，同时告诉我一月份再来。于是我这次来还算是取得了一点微小的进展——现在知道这点“进展”完全等于零，但当时已经够高兴得了。

嗯。这次先写这么多。这种回忆虽然痛苦，但对他们的遗忘会令我感觉更糟糕。当我把它们记录在纸上的时候，就有一种安全感。

1984：在真实中生活*

楚望台

 

首先介绍一下《1984》的内容：到了1984年，世界上的国家已经减少到三个。大洋国、欧亚细亚和东亚细亚，小说是从大洋国展开叙事的。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位于顶端是老大哥，他是万能的，从不会错的，他从不露面，他的大幅照片户内户外却到处张贴。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盯着臣民。老大哥的下面是以他为领袖的内层党，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再往下是外层党，底层是普通群众，占大约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党有三大原则：“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

国家有三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第一是“过去的改变性”——历史自然可以随意改造。第二条是“双重思想”，即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一面故意撒谎骗人，一面诚心诚意地相信自己的谎言；一手遮盖客观事实，一手却紧握这个事实，等到于己有利时便拿出来使用。第三个教条，是以“新话”为精神建设的最终目标。“新语”的全部目的是缩小人类的思想范围，使人们拥有的表达思想的语言少得连思想犯罪也不可能。“新语”在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指鹿为马的服务于权力的语言体系。

政府机关有四个部，即：富裕部、和平部、仁爱部和真理部。富裕部使人挨饿，和平部主管战争，仁爱部对群众实行严密的思想控制，而真理部负责造谣。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温斯顿就是真理部中负责篡改历史的一个小人物。他在这种劳动中对极权产生了厌恶情绪，厌恶控制，厌恶泯灭个性的监控体系；女主角朱丽娅也是外层党成员之一，出于共同的厌恶，他们相爱了。爱情挽救了他们的肉体和灵魂，成为他们反抗体制的内心动力。最后“组织”发现了他们的行为，他们双双被捕入狱，在狱中被洗脑。最后他们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爱人，心中仅存的一点人性的光辉彻底被体制的黑暗吞没。

这是一个斗争、背信、恶魔似的残忍的世界，国家的目标是培养仇恨，打击他人，效忠老大哥。这是一个恐怖统治的社会，在这个地方，全体人民处于完全监视之下、自由与思想是城中绝迹的珍品，屈从与无意识被训练成一种全民心态。

我不知道大家看完这本书后的感觉是怎样的。我感到一种恐惧。身上感觉冷。一个人身处恐怖的时候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点上灯把这种恐惧指给你看的时候，谁都不能无动于衷。《1984》就是这样一本书。持续的争夺边界的战争，国内狂热的个人崇拜、思想奴役、篡改历史、大清洗、封闭、禁欲。这林林种种，在人类的历史中持续地被再现着，苏联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国的文革年代，都可在其中找到栩栩如生的例子。奥威尔的绝妙之处在于把我们都知道的这层意思给形象地传达了出来。在中国的语境下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读懂这部小说。今天你是国家主席，明天你就是资产阶级总司令；今天你是某人的亲密战友，明天就是最大的野心家；今天你是苏联老大哥，明天你就是修正主义叛徒。

《一九八四》被公认为是对一种集权统治的乌托邦社会的描绘。最广义的权力(power)也许包括那种对别人的最温和的影响力，包括知识说服人的力量、思想吸引人的力量、人格感染人的力量、艺术打动人的力量等等，福科提出过“知识一权力”的命题，谈到过知识者的权力，然而这种权力决不可与对知识及知识者的权力，对思想及思想者的权力混为一谈，不可与政治的权力，暴力的权力，强迫的权力，压制的权力混为一谈，不可因为要反对前一种权力或以反对一切权力、一切影响力的名义而就放过乃至纵容后一种权力。两者显然相当不同，不是一回事。我们现在要谈的《一九八四》中的权力也就是这后一种权力，这是一种极端膨胀的权力，这种权力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入到人的思想观念。

在这个社会中，人是没有私生活的，无论在工作场所、宿舍，还是公共场所，他都处在电幕的监视与控制之下，也就是说，他的生活永远暴露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他永远不会感到自己是在独处，他所有的闲暇都被填满，甚至可以说除了满足生存需要的活动，他根本没有自己的闲暇，他处在各式各样的组织的控制之下，必须参加各式各样的集体活动：从社会运动到中心站的邻里活动。他在政治生活中就像一个自身不知何故被安装在此处，甚至不知道自己工作意义的部件，他们在经济生活中是被配给的，在文化生活中除了有组织的活动(歌咏、体育等)之外不可能有个人的嗜好，甚至最隐秘的性生活也同样和政治、国家紧密联系起来，被看作是对当局的一项义务，任何与众不同的行为都受到怀疑，任何反映了个人癖好的物件都可能给物主带来危险，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从而他也就只能够为他人生活。权力的控制无孔不入。

而要使这种全面的控制充分生效，就必须使这种控制深入到人心之中，通过控制人的思想、意识、感情、记忆、希望、欲求、感觉、念头来控制一个人的外在行为和活动，在这部反面乌托邦小说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也许就是这种控制了。

自由的思想本身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对过去的记忆和当下的经验材料，另一个条件是必须通过语言来进行。于是这一社会的控制者就有意识地、有步骤地修改和消灭过去，他们把过去塑造成他们所希望是的样子，使思想者失去了可供比较和判断的标准。在此，历史实际上被冻结了。种种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焚毁，各种各样的报刊被不断地修改，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是正确的印象，这也就是所谓“控制过去就意味着控制现在和未来”，因为过去是存在于各人的记忆和历史的记录之中的，通过焚毁和篡改历史的记录，通过抑制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一个源泉，思想河流就趋于枯竭，或者只能沿着控制者指定的渠道流淌。

对于当下的经验和思考，控制者鼓励一种“双重的思想”，所谓双重的思想，就是在思想中同时包含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例如这样的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在自己的思想中容忍矛盾，使思想者非有意说谎，但又真的相信这种谎言，相信党所告诉他的谎言是真实的，使之成为一种诚实的自我欺骗，从而达到控制者所希望的思想定向。实施这种思想控制的根据是，现实世界是存在于意识之中的，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世界都是存在于意识之中的，除了通过人的意识，什么都不存在，所以这个社会的一个核心党员坦率地承认，对物的权力并不重要，所谓权力乃是对人的权力，而尤其是对人的思想的权力，控制了思想和意识，就能控制客观世界。控制了人的记忆，就控制了过去；控制了人现在的思考、感觉和情感，就控制了人的现在；控制了人的欲望、希望和憧憬，也就控制了人的未来。而控制人的记忆、思考和希望这三者自然是相互联系的。

还有其他控制思想的手段，比方说通过塑造一个老大哥的个人形像来对思想者产生一种类似于韦伯所言克理斯马权威的人格魅力；通过在国内制造一个假想敌和与外国保持某种战争状态来宣泄某种可能产生的反抗情绪和敌对本能，并维持某种对控制很有必要的恐惧心理等等。但控制思想的最重要、最强有力支持仍然是毫不含糊的、赤裸裸的暴力，包括严刑拷打、苦役、处死等等。也就是说对思想的控制归根结底有赖于对身体的强制和迫害，而每个人的身体都可以说是脆弱的，会感觉到疼痛的，每个人都有其生理上最厌恶的东西，或者用萨特剧中人的话说：每个人都有这样一副可怜的、软弱的、即使令人讨厌也很难摆脱的皮囊。

对思想的权力是一种最彻底最极端的权力，是对个人最后一道防线的侵犯。如何保持这一防线不致受到任意的摧残？是否能为思想创造一个延伸的公共空间？哪些人将会最强烈地感觉到这种思想钳制的痛苦？保留一种思想以及表达思想的自由对个人和社会有何意义？这些都需要一些人去好好想想。思想者除了自己的思想常常一无所有，他唯一能抗拒对思想的权力的，仍然还只是思想。

如果说奥威尔为我们指出了这种极权对每个人人性的摧残，那么我们抵御这种摧残？哈维尔给了我们答案：生活在真实中。

我们反抗专制就应该从不说假话做起。专制者的欺骗效果是靠大家跟着他们说假话而实现的。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拒绝跟着他们说假话，他们的欺骗也就无法维持下去……我们只要努力捍卫我们沉默的权利，我们也就一定程度的体现了我们的良知和尊严。用哈维尔自己的话来说：

“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对它必然是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其他任何罪行更严厉。然而，当真理的细胞逐渐渗透到充满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

所以，如果想做一个真正独立的人，是要从讲真话开始的。我们是无权者，讲真话是我们唯一的权力。

最后，我想用徐友渔先生的一句话作为结尾：

“人总是又成为逆来顺受的被侮辱者的危险，也一直有不当这种人的机会。”

3月25日 团结起来

下午四点一刻我来到国家信访局这个被访民们称为“两办”的地方。本来想看看这里是不是又有人被劫访打了，不巧的是这里已经下班了，大部分访民已经离开。

我在长长的胡同里走来走去。几年过去了，这里有了很大的变化。记得1999年冬天的一个下午第一次来到这里，这个胡同两边到处是访民们张贴得破破烂烂的反腐败伸冤的文章、标语以及被烟熏黑的痕迹。墙角处的垃圾堆边，一个年迈的妇女用砖头支起炉灶，脏兮兮的小铝锅里翻滚着捡来的菜叶和米饭。

从胡同南口往里走大约100多米处，胡同左侧突然冒出一个仅能同时通过两个人的小门，顺着小门往前走是一个矮小的瓦房，穿过这个小小的房子右拐，眼前赫然一个白板黑字的大木牌挂在墙上：“中共中央国务院信访办公室”。

2000年以后，小侧门和矮房子都不见了，新建的国家信访局在胡同的尽头，一群新建的楼房。信访办公室的大牌子不见了，信访局门口是一个对准访民的摄像镜头。

2003年以后出现了另外一个奇观，大批的各地警车排列在胡同南口外的马路边，各地的政府官员和警察拥堵在胡同口，喝斥、阻止甚至抓捕上访人。他们的工作被官方称为“接访”，被访民们称为“劫访”。有一次我从胡同口往里走，几个人高声叫喊“哪里的哪里的”，我说“河南的”，立即有人高呼“河南的河南的”，人群中钻出来两个人把我拉到旁边。估计看我不大像弱势群体，问话还算客气，问我是哪儿的有什么事，说跟他们到办事处去有话好好说。我说北京的，说完往胡同里走，他们很纳闷想阻拦但还是撒了手。

上访村的人说一年多来这里上访的人被“劫匪”殴打的事情时有发生。不过今年两会以后劫访似乎有所缓和，也可能是因为下班了，我没有看到一年前那样浩大的劫访大军。

我在一群唱歌的人面前停下来。他们唱的是反腐败歌，一位背包的年轻女士领唱，其他人听者或者附和。我问一个旁听的人家在哪里，她说内蒙的，这里唱歌的都是内蒙人。有人过来问我是不是记者，我说不是。

四点四十五分，突然来了两辆警车，下来十几个警察。但看样子不像抓人的，也没有人感到惊慌。我慢慢靠过去，听警察和一位老太太理论。

警察要求老太太跟他们去派出所，劫访的人以及一辆汽车也同去。这是我才明白原来下午黑龙江劫访的人打了三个内蒙上访者，其中就有那位六十多岁的白发老太太。劫访的冲上前去对这老太太的头部就是一拳，访民们一拥而上与三个劫访的打了起来，把他们打跑了。其中一个打人的劫访者上了一辆胡同边停放的面包车，访民们打了110，然后围住面包车不让走。下班以后，内蒙访民聚集在这辆牌照为“黑J00374”的面包车前面唱歌。

北京的警察终于来了，访民们起初要求警察找到证人和凶手，警察则说要讲程序先到派出所。一个警察大声说，“我代表北京市公安局跟你们说话，你们必须先到派出所去才能处理”。老太太一字一顿地说，“请不要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三个被打的上访者加上两个证人和打人凶手一同去派出所。老太太临上车前告诉大家，下周一下午一点两办门前见，看处理结果。

大约四五十人一同走出两办门前的胡同。有人在高声说，大家要团结起来才能打击劫匪。

晚上，上访村北面干枯的凉水河边，十来个访民讨论下午抗争的经验教训，大家一致认为，要联合起来，只有联合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劫访的没有任何合法身份和手续，他们打人跟流氓土匪打人没有任何两样，以后再敢打人，大家联合起来坚决反击。（2005年3月）

许志永文集：http://www.blogcn.com/user25/sunnypku/index.html

3月25日 反腐败沙龙--清晨的高法接待室外

大门的门铃声，火车经过的声音，有人起来上厕所的声音不时传来，晚上睡得迷迷糊糊，时不时醒来。早上睁开眼睛已经是六点半了，原想跟几个河南人去上访，但他们已经走了。除了我和十号还在睡，房间里被子已经叠得整整齐齐。

算是入乡随俗吧，我也把被子叠起来，这恐怕是很久以来我第一次叠被子。

我说自己是新来的，央求一号和五号带我去高法，他们爽快地答应了。

清晨的阳光洒在铁轨上，摇曳着三三两两的上访人的身影。旁边墙根处，早起的人们正收拾自己的窝棚。一个窝棚边摆了一张小桌子，四个人坐在砖头上正吃早餐，在清晨的阳光下。我想起了梵高的《吃土豆的人们》，但中国人更容易快乐，我看到他们的早餐有酒。

不知道他们的窝棚什么时候搭建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拆掉。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天越来越暖和了，草地上会搭起帐篷。

流淌着苦难的幸福路上，访民们熙熙攘攘。

距离开门时间还有四十分钟，高法接待站门外已经聚集了上百人。一群人围着一个五六十岁的妇女在唱歌，她面前地上摆着歌词和复印文章，两毛钱一张。我买了十张谱了曲的歌词。

《好人一生平安》，作者是山西大同彭静梅和吉林磐石陈萍，歌词：百姓不远千里，进京来伸冤，控告无门暗悲伤，好人来安慰菩萨心肠，好心人同情热心帮助冤民们，衷心祝愿好人一生平安。弱势冤民追求真理，实在是难上加难，执著的冤民坚定不移捍卫法律尊严，要饭流浪也要讨回公道，正直的北京大学生送衣送饭温暖人心，祝你们一生平安。国家栋梁之材，盼你们毕业到岗位，消灭贪官保江山，永保国泰民安。

《悲欢仿诗歌》（节选）：……审判台上不公断，该判不判迫私谈，年终检查向上级，新老案件全办完。冤民不服上访冤，牢房遣送铐铁链，雪上加霜冤中冤，喊冤犯罪判几年…….落款：重庆市忠县双桂镇123号，刁民陈治田。

一个人号召大家去游行示威，不能光等待。他慷慨激昂的演讲博得了周围人频频点头，但也有人觉得太激进，不切实际。

据说，这里每天都有人发表长短不一的演讲，主题基本上都是反腐败。这里也成了访民们的一个交流场所，相互鼓励相互安慰。

七点四十五分，大门打开，访民们涌进胡同里，有人在院子里排队等待填表，填了表后进到大厅等待屏幕上出现自己的名字，更多的人直接涌进接待室，盯着红色的电子屏幕，上面显示着排着号的各省访民的名字，等待着叫到自己的号进去接谈。从交表到接谈，很多人要等一个星期以上。（2005年3月）

3月24日 上访村住满了

3月24日晚，我第一次住在上访村。这是一个特殊的村落，它坐落在北京南站往西南大约一公里处，在铁路、公路和新开发的高楼之间，是一片历史遗留的小房子。

2002年以前，这里是丰台区南苑乡花园村公所辖自然村东庄村的一部分。1993年版的《北京市丰台区地名志》这样记载：“东庄(村)，南苑乡花园村公所辖自然村。有居民19户，60人，均为汉族。”东庄四周被铁路线包围，东西、南北分别长不过几百米，被人们称为“臭水河”的凉水河从村南经过。由于距离国家信访局、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和曾经的永定门接济站比较近，上访的人们晚上在这里租房子住，渐渐地，上访人口超过了东庄的居民。

2002年，作为北京市政府当年要办的60件实事之一，东庄的绝大部分被拆迁，在原址建起了绿地花园。但凉水河以南，铁路和开阳路之间还有大约东西宽几十米，南北长200米左右的地方没有拆迁，这就是今天的上访村。其实，实际意义上的上访村远远不止这片地方，铁路南站的南边以及高法接待室附近的平房也住了很多访民。

关注上访村已经很久了，也曾经无数次来到这里，但是以前每次都是匆匆而过，从来没有真正感受过他们的生活。这一次，我希望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像一个普通的上访者一样，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到上访村已经是傍晚，即将的满月挂在半空。这一群拥挤的小房子的缝隙里流动着拥挤的人群。我首先来到了自己的熟人—“刘老板”。上访村是一个有点敏感的地方，除了上访者以外，便衣、线人、劫访的、记者、大学生都有可能来，上访者看到穿着不像上访的人他们可能会有所警惕。为了避免不方便，我首先想到自己的熟人，通过熟人会比较容易进入这个群体。

“刘老板”曾经开一个小饭店但生意不理想，从2002年开始租下一间房子再把床位租给上访者，这样他成了一个小旅馆的“老板”。2002年我在《中国改革》的时候他还经常拿一些房客的案卷来求助。将近三年过去了，现在小旅馆的规模扩大到了四间。去年，他把床位改造成上下铺，每间房子能住三十多个人，现在，他有120多个床位，每天每个床位3块钱出租，每天基本上住满。

每次来上访村我都要找他，从他那里听听最新的消息。上次我还告诉他，让他帮我找找一些冤案材料以及一间小房子。但不凑巧，今天刘老板不在家。

两位先前认识的山东来的上访者带我找房子。我希望有一个房子比较干净，又有其他上访者可以聊天，但后来发现上访村不可能找到这样的房子。我们来到一户一户人家的门口，问还有没有地方住。“人住满了。”很多院子里的人都是这样回答。每一间屋子几个甚至十几个床位挤满了上访者，几乎走进每一个房间都能闻到一股难闻的味道。

一个老板说他那里有床位，五块钱一个晚上，六个人一间。我说喜欢热闹，想住一个人多的房间。老板答应了，但要多收我一块钱，给我换到一个十人的房间。

这个房间其实只有两张床，加上木板拼成两个通铺，一个住六个人，一个住四个人。按照墙上写的床铺号码，我住九号，挤在了一个四人床上。

五号六号已经睡了。七号躺在床上写材料。二三四号来自河南，听起来是第一次来，正谈论他们明天的打算，去中纪委还是去最高法院。一个浙江人来了，说自己的床铺是二号，与河南人争起来，但很快就平息了，大家都说，出门都不容易，彼此让一让吧。

我的旁边分别是八号和十号。八号在外面洗衣服，十号在玩扑克。我们都没有说话，一方面，上访的人情绪大都不好，另一方面我不想回答太多问题，显然，他们对我的身份都是有怀疑的。

很快，大家都躺下了，当然没有人脱衣服，因为床被都有一股难闻的味道，说实在的，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睡这么脏的床铺。我枕着电脑，静静地躺着。本来想写一些见闻，但我只能匆匆在本子上记下思路，因为大家都要睡了，我需要适应这里的作息时间。九点三十分，门开着，灯亮着，鼾声渐渐响起来。火车从旁边经过，屋子微微颤抖。（2005年3月25日写完）

盗版是打破垄断的利器么？          

李卫公

盗版，顾名思义，就是未经许可偷盗版权的产品。虽然大家几乎都在使用盗版软件，不过谁心里都明白，这玩意儿不够光明，多少有点儿名不正言不顺的味道。当然，凡事都有例外，反其道而行之，大肆鼓吹“盗版有理”的，倒也不乏其人，其中大多数还颇有几分名望，例如以那本《起来，挑战微软霸权》扬名天下的方兴东先生，以及不少所谓“同情人民疾苦”，或者打着各种后现代旗号，反抗各种不公正和压迫的斗士。在他们看来，甭管用什么手段，只要能够打击处于“霸权”地位的微软，就是“反垄断”。因此，使用盗版软件，尤其是现阶段在中国用盗版，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情——因为盗版是“打破（微软，或者还包括一切处于“霸权”地位的软件厂商）垄断的利器”。往小了说，这是破除一个市场中的垄断，往大了说还联系到国家、民族大义云云。可惜，凡是懂一点经济学的人，稍加分析就能知道所谓“盗版能打破垄断”之类的言论纯粹是胡扯。下文就来说明这一点。

我们知道，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任何行为、任何选择都是要付出成本，因而也要考虑成本的。这里的成本是广义的成本，而并不是狭义的货币成本，当然，这一点毋需多言。在现实中，不考虑成本的选择恐怕是极其罕见的（即使有“不考虑成本”的行为，多半也是因为“考虑成本”这种行为的成本太高所致），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物有所值”，“不买贵的，只选对的”，就是这个道理。

好，下面来看这样一个问题：“给”你一辆汽车，你会要奔驰还是要夏利呢？我想大多数人不假思索就会选择前者。但是，如果问题变成让你付钱“买”一辆车，你是否还会干净利落地选择奔驰车呢？恐怕大多数人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为什么看似相同的问题，却有不一样的答案？关键就在于，第一个问题暗含的信息是选择奔驰和夏利具有相同的成本——都是“给”，结果无疑是收益最大的选择。而回答第二个问题时，则必须考虑价格因素——两个选项带来的收益虽然悬殊，成本也迥然不同，这时候大家自然要掂量掂量再做决定了。

好，回到软件的问题，盗版软件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缺乏正常市场所具有的价格机制。也就是说，盗版市场完全没有价格差别，也谈不上什么“定价策略”，因为它几乎能够以完全相同的、而且还是极其低廉的成本提供任何软件产品——无论是精简版还是豪华版，也无论是过时的版本还是最新的版本，获得的成本几乎是一样低廉的。既然不需要考虑成本的差别，这时候用户的选择自然是最新、最好、功能最全最多的软件，这就相当于上文所举的例子中，人们面对第一个问题的选择。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我的一个朋友连做一个最基本的图片缩放都要用最新版本的Photoshop。追求版本最新、功能最全的软件，似乎成为大多数用户的习惯了。可是这样一来，软件市场上的“夏利”“富康”们就面临被“斩尽杀绝”的命运，而它们本来可以依靠合理的价格策略占领一部分市场的——试想，如果软件的价格不是千差万别，你会为了一个并不需要，或者并不那么迫切需要的功能多花几百上千元购买更新更全的版本么——可是因为盗版软件的存在，所有的软件都直接面对着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可以说，因为盗版消弭了定价差异，所有的软件从开始就是在一个不公正的环境下较量，盗版市场奉行的是赤裸裸的“赢家通吃”的法则，只有最强最优秀的产品能够“生存”下来（当然，这些软件的开发商也没有获得利益，只不过大公司承担盗版损失的能力更强一些而已）。如此一来，不但最优秀软件的开发商没有获得回报，独辟蹊径，慢慢成长之类的道路也已经被盗版生生扼杀，盗版已经成了“垄断”的帮凶，帮助“垄断者”攻城拔寨、横扫天下，又谈何“打破垄断”、“维护竞争”呢？进一步说，在助长“垄断地位”的同时，垄断厂商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利益，利益都被盗版者攫走了。“盗版有理”论者希望造就的，难道就是这样一个弱者被剥夺成长机会，强者被剥夺现实利益的畸形市场？

也恰恰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发现，对盗版叫苦连天的，并非是微软之类的“垄断者”，因为他们有国外市场的保障，承担盗版损失的能力比较强；相反更多的是金山等等并非处于“垄断”地位，却有一定实力的软件公司，道理很简单：本来也许我的WPS比Office有差距，但我的价格优势明摆着呢，现在可好，硬生生把WPS拉上Office的擂台，轻量级选手和重量级选手同台竞技，不输才怪呢——本来就没有这样比的么！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上个世纪那场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大论战中，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掌门人米塞斯教授在反驳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时曾反复指出，脱离了价格的市场必定是畸形的市场，价格在市场中扮演者不可忽略的角色。今天以盗版的问题观之，诚哉斯言！

反垄断法的危害*

薛兆丰

话说香港大学的张五常教授，当年攻读硕士学位时，最后一关是口试。这个口试流于形式，从来没有人不及格。到了张五常，却破了记录。主考的赫舒拉法教授翻看着张五常的档案说：“你成绩那么好，高级的理论，你显然是个专家，我们还是问些初级问题吧，……在完全竞争下，大家无利可图，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去竞争呢？”

张五常一下子拿不准问题的重心，每个答案都给考官们驳回，终于越答越差，最后无以为对，结果是不及格。深受打击的张五常最后在老师和同学的鼓励下，经过补考拿到了学位。而UCLA经济系也为了避免类似的意外，从此取消了口试这一关。

我们知道，“完全竞争”的状态必须符合四个条件：1、市场上有无数的买者和卖者，他们都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无力影响市场价格；2、每个厂商的产品均无任何差异、可以完全互相替代；3、厂商无须任何成本就可自由地进入或退出某一行业；4、市场信息完全畅通，每个人都是完全知情者。

要满足这四点，才算“完全竞争”。很多人视“完全竞争”为“理想状态”。必须马上指出，这个理想状态的特点在于：它从来没有实现过。所以，当年张五常应该回答：“教授，您的问题错了。”

现实世界并不存在赫舒拉法教授所假设的“市场竞争”现象。由于总是存在产品的差异、地域的差异和信息的差异，任何一个厂商总是处于某种垄断地位，正是这样他们才有利可图。不过，这种地位总是不稳固的，新的思想、新的变革、新的需求和新的供应，势必改变这种垄断地位，人们在不断追逐新的垄断地位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推动了经济发展。

正因为这样，一个企业凭借其自然垄断地位去谋取利益是正当的。如果不顾一切地偏袒消费者一方的利益，或者为了营造竞争的图景，扶持个别本来该倒闭的企业，长远来说，就必定会损害大多数企业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其结果，不是出现了更价廉物美的产品，而是事与愿违，根本没有新产品出现。扼杀了厂商的自私自利的动力，再谈什么消费者利益都只是画饼充饥罢了。

反垄断法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在实践上还更有害。现在，美国司法部正在控告微软垄断，而不少微软的同行，加入声讨微软的行列，支持政府出面抑制微软的扩张，但这实在是短视的做法。

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批评道：“多年来，我对反垄断法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刚入行的时候，作为一个竞争的支持者，我非常支持反垄断法，我认为政府能够通过实施反垄断法来推动竞争。但多年的观察告诉我，反垄断法的实施并没有推动竞争，反而抑制了竞争，因为官僚总舍不得放弃调控的大权。我得出结论，反垄断法的害处远远大于好处，所以最好干脆废除它。”

他接着说：“打这场官司劳民伤财。科技的进步，比法庭的步伐要快得多。到这宗官司了结时，谁会知道行业的局面是怎样？肯定不是今天这样。邀请政府的官僚来调停，你就请来了未来的管制。过去电子行业有幸免受政府插手，得以进步神速，但你会马上看到，以后轮到政府的管制增长神速了。”

“救救孩子”：教育不公成为众矢之的

傅国涌

被装点得花团锦簇的“盛世”闹新春之际，出现了一点小小小的不和谐音，教育不公竟成了纸质媒体关注的一大热点，也成为死气沉沉的新闻版面中长久以来少有的一个亮点。在所有的社会不公中教育不公的问题造成的伤害、带来的后遗症无疑都是最严重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包括冰心、许良英、苏晓康等在内的几代知识分子都曾把目光投射到教育公问题上。但像这样全国上下不同的媒体、如此集中地把矛头对准教育不公，恐怕还是第一次。先是2005年1月，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发布的一项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教育不公平在当今社会的深刻存在，阶层差距已成为影响教育机会均等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2005年2月2日，《中国青年报》以整版篇幅特别报道了湖南教育界五位资深人士联名发出的呼吁：“遏制教育公平性的恶化趋向”，就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等问题提出疾言厉色的批评，他们为“钱学交易”、“钱权交易”的愈演愈烈而忧心如焚，更为城乡不公、农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而痛心疾首。他们指出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政府就提出要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上世纪末达到4%。这个目标与世界平均水平的5.1%仍有相当的差距，但就是这个目标也从未达到过，1996年一度甚至跌到了2.41%，到2003年才达到3.41%。这当中对农村教育投入的比例更是严重不足，以2002年为例，占总人口60%的农村只获得整个教育投入的23%，加上大学学费增长过快，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门槛越来越高了。

“卖考分”都已不是个别现象，而且从大学蔓延到了中学，使公平竞争的考试制度遭到破坏，严重助长了“钱学交易”、“钱权交易”。许多所谓民办学校实际上是利用公共教育资源，以“办分校”、“联合办学”、“名校带民校”等形形色色的名目收取高额的学费、赞助费，有些地方收费之高，令人咋舌。五位教育界人士将这些行为称为“典型的反教育行为”，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丧失现代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基本道德基础”。   

这份浸透着良知、热忱和理性的呼吁书一出，各地报纸纷纷转载，迅速在舆论界、教育界引起了反响。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道破了了千千万万人心中的不平，说出了千千万万人想说而未说出的话。中国教育史应该记住这五个人的姓名，他们是湖南省教委原党组书记朱尚同、冯象钦，湖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刘欣森，湖南农业大学原校长彭干梓，湖南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戴海，此外，湖南省原省长刘正对此文做过部分修订，支持他们的基本观点。我想，此刻把他们称为“中国教育界的良心”并不过分。

紧接着，2月7日，《中国青年报》又以大篇幅报道了《贫困山区，明天上哪找合格的教师？》及《广东省教育厅紧急叫停“名校小区办民校”》，以实例证明了五位教育界人士的呼吁绝不是空穴来风，更不仅是湖南的问题，而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前者集中地反映出近些年来农村教育迅速衰败、城乡教育差距日益扩大的原因所在，后者折射出城镇以公共资源扶植起来的名牌学校、重点学校与商家结合以名校办民校、大肆圈钱的现状，已到了天怒人怨，不能再继续下去的地步。

与此同时，许多地方报纸也在这段时期发表了有关教育不公问题的批评性报道，“重点”学校制度、名校办民校、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巨大差距成为三个最突出的问题。近年来以大胆敢言著称的《炎黄春秋》杂志2005年第2期发表钟沛璋先生的《中国教育值得沉思的问题》，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钟沛璋是一位80多岁的老知识分子，曾多年担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中宣部新闻局长，90年代创办声名远播的《东方》杂志（后遭停刊整顿），他在少年时代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到晚年理想未泯，继续思考着与民族命运相关的问题，尤其对教育情有独钟，并为教育存在的问题而忧心忡忡。他在这篇文章中着重指出四个问题：

一是教育经费长期严重不足。2003年9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在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后，认为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其中政府预算只占教育经费的53%，另外47%是由家长或其他来源填补的。她说，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二是把教育当作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性事业（也就是政府垄断教育）。“我们是从校长的任命，从教什么、怎么教、用什么教材，出什么试题到用什么试卷，以至学校的财务，无不在教育行政部门统一规定和控制下。……一切围着应试教育的指挥棒转。各级学校都是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下属单位，一切听命于统一指挥，我国也就再出不了像蔡元培、陶行知、晏阳初那样杰出的教育家。”

三是学费猛似虎。“教育资源短缺，这些年来给高收费、乱收费、发财制造了良机。……过去农村小学的学杂费不超过十元，现在已超百元以上。城市里一些热门中小学的择校费或赞助费往往高达数万元。学校还收取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如强化班费、补课费、辅导材料费等等。”中学生千幸万苦闯过了独木桥，考上了大学，桥那头却伸着要钱的巨手，每年的学费动辄上万，因付不起高额的学费家长自杀者有之、向校方下跪者有之。据执政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提供的数据，大学的学费比1989年涨了25.50倍，而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实际只增长2.3倍。

四是教育行政部门热衷于搞“重点”学校，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到少数“重点”学校，以保证其高升学率。“重点”学校乘机收取高额的“择校费”，优质教育常常成为官、商子女的特权。教育的权利本是基本人权之一，社会公平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教育来调节，通过教育这一特殊渠道保障底层子女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而现在我国，创一流大学和重点中学的这种做法，却是把有限的教育资源作不公平的分配，人为地扩大地原有的差距。”

只要睁开眼睛，不说瞎话，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些都是大实话。社会不公已成为当今中国存在的首要问题，哪个领域都是如此，决不限于教育。但教育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动力之一，一个民族进步的希望所系，严重的教育不公给一个民族带来的危害真是罄竹难书。教育本来带有调节社会不公的功能，改变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因为家庭出身等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实现社会有序流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现在的教育不公首先是受教育机会的严重不平等，由此造成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上的不平等，使农村和城市贫困人口的子女实现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通过相对合理、公平的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公正，有效发挥教育这根杠杆的作用，这本来是政府不容推辞的责任。教育腐败导致的严重不公是一个社会危机的前兆，有识之士岂能无动于衷。五位来自湖南教育界的资深人士之所以拍案而起，钟沛璋老人之所以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就源于他们身上的忧患意识，他们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深切感受，他们对这个老大民族的耿耿忠心。他们的声音并不孤独，许多活跃在教育网站上的教师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教育之“癌”的口诛笔伐，他们在第一线的讲台上，对其中的不公、黑暗有更切身的体会，他们理想的受挫谱就了这个时代教育的伤心曲。然而他们人微言轻，世界听不到他们的呐喊，他们的声音淹没在这个浮华尘世的喧嚣中。此刻，他们的声音和钟沛璋老人、和五位湖南教育界资深人士的声音汇集在了一起，在这个雨雪困绕的寒冷春节里化作了新一轮“救救孩子”的呼号。

林 昭 之 死*

陈伟斯

1968年“五·一”清晨，茂名南路林昭家中，笼罩着一片不祥的预兆。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来了，他们毫无表情地打量着这个家庭，冷冷地说：“林昭已被处决，付五分‘子弹费’”！林昭的妹妹默默地付了款，年迈的母亲起初还不理解，当她意识到时，已经昏厥了过去。

这个排除在“红色”世界之外的“黑”家庭，从此进入了漫漫长夜：林昭的父亲在苏州自杀了；母亲也因而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几年后忧愤而死……林昭的名字从此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失了。虽然在粉碎“四人帮”三年多后，有关方面重新判决，宣告了林昭无罪，但在判决书中，林昭只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形象。直到今天林、江反革命集团宣判时，在新华社记者穆青、郭超人、陆拂为所写的一篇题为《历史的审判》的报道中，人们才知道林昭是为反对现代迷信而献出生命的勇敢女性。据熟悉林昭的同志介绍，在这篇报道发表前不久，林昭生前的老师和同学已在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会。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列、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聂真、北京市政协副主任罗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许觉民、北大教授杨晦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十多位同志出席了追悼会。林昭在狱中用血写的一首诗，也在会后广为流传：“青燐光不灭，夜夜照灵台。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他日红花发，认取血底斑。媲学嫣红花，从知渲染难。”林昭的预见，今天终于实现了。自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千枝万株的红花，不是已经到处竞发！

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成长

林昭在狱中时，曾写了一首《家祭》，怀念卅七年前在“四·一二”事变中牺牲的她的舅父许金元同志（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卅七年前的血迹谁复记忆？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的牢狱里哭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我知道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事实也确是这样，林昭是踏着烈士的血迹走向革命的。

林昭出生在苏州。她的母亲许宪民早年随着胞兄参加革命，曾是一次罢工斗争中的组织者，以后为人民也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林昭17岁时就迎接到了她舅舅为之奋斗牺牲的胜利之日。于是她投入了在无锡惠山之麓的苏南新专学习。这是一所充满革命理想、信念的新型学校。林昭在这所学校里，像一团烈火投向革命。母亲要她上大学，她固执地要在实际工作熔炉里经受锻炼，甚至不惜和家庭闹翻。在“土改”时，她挎着背包跑遍了当地的农村。她曾表示，将来要成为一个作家，写出一部反映“土改”全过程的小说。在学校和前辈的教育影响下，她怀着一片赤子之心，对革命越来越充满激情。有一次中秋之夜，一个同学用放枪代替爆竹欢庆佳节，林昭硬是认真地教训了他：“子弹是人民的血汗，不许你浪费！”谁能料到若干年后，正是人民血汗凝成的子弹，夺取了她的生命。而在杀害她的林、江反革命集团眼里，子弹还有一个价钱，而她的生命是一钱不值的。林昭从学校走向社会，开始她在常州民报当新闻记者。当时，二十岁的林昭有着使不尽的精力，写了很多新闻报道、诗歌、散文和相声。在记者中，她以文思敏捷、才华出众而闻名。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她经受了现实生活另一方面的考验，许多“新专”时代优良传统逐渐如烟云消失，人与人之间出现了意料不到的关系，信任换来了欺骗，真诚的友谊变成了相互的猜疑。真心者不受欢迎，巧言令色、到处逢迎者反得赞赏、提拔。像孩子一般单纯的林昭在这种情况面前，瞠目结舌，她甚至也走进了迷途。有人要她揭发母亲的问题，她居然也写了一些无中生有的材料。多年以后，她才向母亲表白了这桩隐痛。她说：“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得不满足他们……我没存心诬陷你。”林昭从痛苦中惊起，从此她认真地投入了思索，她对许多社会现象作了分析，选定了要坚持真理的道路，宁可到井里、河里去死，决不再讲违心的话！

“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最高考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新闻系，也正是到北大以后，她才学会理解问题。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她多么向往这个民主的摇篮啊！在这个最高学府，她重新迸发了苏南新专时代的热情，她对自己的前途焕发了信心和希望。她告诉妹妹说：“我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我要着手改编鲁迅的《伤逝》为电影剧本，还要为《二泉映月》的作曲者瞎子阿炳写部传记小说……”但是在林昭的生命之路上，迎着她的并非都是鲜花、彩锦，而更多的是荆棘、险滩。在大鸣大放之际，她竭力为费孝通的“早春天气”叫好；她支持流沙河的探索；她在“自由论坛”上大声朗诵：“我是剑，我是火焰！” ……她甚至公然说出了对“绝对权威”的怀疑，并很有见解的预言：“绝对权威只有利于教条、宗派……”她要为祖国的命运思考！可是这种思考的结果，却是一顶沉重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于是，她在民主的摇篮里觉醒，也从这里落进深渊。

林昭成为“右派分子”后，她的思想并没有退却。她忧心如焚地写信给她妹妹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维系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还惨……”

林昭确实像牛虻一样疯狂了。她把一切启蒙她的人都看作了“蒙泰里尼”。她曾向一个苏南新专的老师发出了“责难”：“你们为什么当时教育我要诚实、坦率，而没有教我如何做人？”她终于从悲愤走向绝望，她用绝命书作了绝望的思想表白：“我的悲剧是过渡时期的悲剧，人们只看到我流泪，却看不到我心头在无声地流血……”她对那些在历次运动中用别人的血来“染红面貌的人”是深恶而痛绝的。她说：“我不爱也不能爱所有的人，那些折磨过践踏过我的人，愿我的影子永远跟着他们，让他们永远记得曾出力把我拉开生活，杀死我，让他们身上永远染着我的血。”

林昭自杀被抢救后，她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又向北大的领导发泄了满腔悲怨：“蔡元培先生当年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呢？……”

林昭这些绝望中的表白，在当时自然只能得到“罪加一等”的回答。

在“剃刀边缘”的探索

“反右”以后，林昭吞食了“拒不认罪”的恶果，“右派”而后“劳教”。以后因病遣送回上海家中。这时候，在中国大地上又出现了更大的折腾：“大炼钢铁”、“共产风”、“瞎指挥”……到处可以看到衰退和萧条的景象，但到处又是必不可少的强迫命令，大哄大叫，尽管善良的人民为能够饱餐一顿而感恩戴德，但更多的人是在灾难之中期待、沉思……林昭和她在上海结识的一些朋友们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于是，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就形成了。这些朋友的观点一致，他们率直地对当时的某些政策表示怀疑，特别是对彭德怀同志按照组织原则如实反映了一些情况又受到批判一事，更为不满。他们编印了《星火》来阐述他们的观点和意志。这个刊物发表了很多针砭时弊的文章，林昭也写了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士受难之日》。她的朋友们为此送了一本“南共纲领”给林昭。他们都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和中国相类似，值得参考借鉴。因而，他们将自己的意愿写成书面，准备寄给各省市领导同志参阅，希望改进党的某些错误政策。当然这是一次危险的探索，其结果完全可以预料，当他们尚未行动时，就被捕了。

血写的诗

林昭是在1960年10月入狱的。1962年初她被“保外候审”。可是“保外”却给她更大实践自己意愿的机会，尽管母亲对她谆谆教导要她安心养病，她仍是满不在乎。她甚至要家人观赏她在狱中学到的“绝技”——带着手铐梳头、穿衣……这时她继续为她的意愿而行动，准备真正搞起结社活动，同年12月，她终于再度被捕。

面对着庞大、森严的牢狱，林昭没有后退一步，正如《历史的审判》中所说，她是“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

林昭在狱中，与其说她的思想因此更顽固，不如说她对祖国的热爱更深挚了。她对祖国的深情，可以在她狱中所写的《啊，大地》这首诗中看到：“啊，大地，祖国的大地，你的苦难，可有尽期？在无声的夜里，我听见你沉郁的叹息。你为什么这样衰弱，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为什么你血泪成河？为什么你常遭乱离？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

“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不仅是林昭对祖国热爱的表示，也是维护她既绝望又充满希望的精神支柱。这种矛盾，使她在一种奇特的超自由中生活着，她不断地唱歌，不断写诗，也不断地绝食，甚至经常割开血管写血书。她的斑斑血滴凝成了诗，诗又化为更多的血。正如她的一首血诗所写：“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致祭。揩吧！擦吧！洗吧！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又如一首《献给检察官的玫瑰》就更难分清是诗是血了：“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为什么要写那么多的血书，她曾对妹妹说：“血流到体外，比向内心深处流容易忍受。”这大概就是她不断隔开血管写诗的原因。也是因为如此，她的忍受力几乎是人们难以想象和理解的，她能在180天反铐中自理生活，她能在不断的生命威胁下，一如既往，从不低头“认罪”。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林昭的诗，每一首几乎都是这样交织血泪。尽管她有礼貌地呈现给这时代，但谁敢接受这些开在血泊里的玫瑰花？就在这时，乌云已在凝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正利用长期以来个人意志决定一切的缺点，抬出了封建亡灵，制造起空前的现代迷信活动，于是，神州大地到处是朝圣的教徒，求神的呼号。动乱的风暴席卷全国。可是正当所有的人身不由己地拜倒在偶像脚下的时候，独有这朵开在牢狱中的红花却昂首不屈，从来没有在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中丧失过自己的意志。恰恰相反，现代迷信只有激起她更猛烈的反抗和抵制。请听她妹妹在一次探狱的叙述吧：“一天，我接到了探望姊姊的通知，因为在抄家后分文不名，我只得向单位借了钱买了些东西送去。到了监狱，当所有接见的人都走了，姊姊才被带出来，一见她，我大吃一惊，她的打扮正与外面一片红色海洋截然相反，她穿了一件淡色的上衣，用白被单当裙子，长长地几乎拖曳在地上。手臂上套着一块黑布，上面用白线绣了一个‘冤’字。她的头发留得极长，齐根扎了一条白手帕，宛如过去戏台上的窦娥……我隔着铁丝网看得发呆了。当然，我想我是理解她这样打扮的含意的，这是无声的反抗……她走了，这个长裙曳地的背影，铭刻在我的心灵深处，永志不忘。但当时我已预感到死亡的巨大阴影已笼罩在她的周围……”

这时，正当舞台上李慧娘的影子也使林、江反革命集团骇怕之际，这位牢狱中出现的现代窦娥，他当然更不能容忍，何况林昭这时又变本加厉地在牢狱中唱歌、喊口号、写血诗，支支利箭直射现代迷信活动的要害，林昭终于从有期徒刑二十年加判“死刑”，立即执行。据了解，在接到判决书时，林昭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1968年4月29日，林昭同志终于被杀害，过早地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黎明已经来临

十年浩劫过去了，但是浩劫的惨境仍历历在目。在林彪、江青所制造的现代造神运动中，林昭只是这场浩劫中一个不知名的牺牲者。但是，她的宁死不屈、为真理而献身的事迹，却宛如一颗陨落的孤星，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一道燃烧着鲜血的曳光。这道光芒随着人民的胜利而愈益灿烂、明亮。因此，林昭的被历史宣告无罪，也是现代迷信正在被彻底摧毁的标志。但是，在林昭的无罪判决书上，看来似乎是得助于“精神病患者”。就这点来说，林昭在泉下也是不安的，如果说当时作出结论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那么，这种局限就不应该再在今天出现了。

当然，在林昭身上，我们不能忘记悲惨的昨天，但更重要的要看到今天。随着“四人帮”的垮台，特别是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我国已真正面临了林昭所希望的“一个美好、真实的黎明”，过去林昭用鲜血、生命为之奋斗的种种愿望，现在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人间的现实。封建专制和现代迷信的亡灵已逐渐被驱散，国家体制改革的呼声甚嚣尘上，如箭在弦。在党中央领导岗位上，她所想望的“有德者居之”^★已为人民所公认。民主的号角，已开始在吹响；法制的权杖，已不再为个人所侵占。中世纪裁判所的专断和封建株连，再也不可能进入我们的生活。曾为野心家所利用的红色牢狱，已用来惩罚他们自己。特别是制造一代浩劫的罪魁祸首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已经受到法律的严正制裁。对林昭来说，她血写的遗言也已经得到了证实。

★      林昭在狱中的血书：“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